“录囚，其实就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司法复核，如果发现下级的错误，不管是事实错误还是适用法律错误，都要及时纠正，平反冤狱，”伍爱华说道：“这个制度的设立，决定了除非上下沆瀣一气，不然县令等官吏也没办法在地方随意收受贿赂作出偏向性审判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司法公正。”
    “另外值得一说的是，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，所以在这之后，汉朝司法也有用儒家经义判决的习惯，这种方式被称为‘春秋决狱’，是董仲舒提倡的。”
    “春秋决狱最显著的特点，就是区分行为动机，所谓‘志善而违于法者免，志恶而合于法者诛’。”
    “这种动机判断，其实更多是为官者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进行道德审判，是将司法过程儒家化，日常出现钻法律漏洞的案件，不想着修改完善法律规定，而是从主观判断，显示了人治在判案中的影响，这也是法治的退步。”伍爱华叹息道：“最起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现存的春秋决狱的判例，都不能很强有力的说明‘志恶’。”
    “春秋决狱其实有点像西方的陪审团制度，先进行集体表决，对方有罪没罪，有罪的再进行判决，”伍爱华解释：“这种制度依赖于主观判断，对于判决官员的水平要求极高，而且因为春秋时期还是用竹简，古人用最少的文字记录最多的意思，一句话就可以有不同的理解，所以只要想曲解，在儒家经义中总能找到答案，简直是打击政敌势力的不二法宝。”
    “那时候有个说法，叫做‘酷吏舞文’，”伍爱华忍不住摇头：“咱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，表面上的酷吏，是曲解儒家经义各种杀人抓人的官吏，实际上的酷吏，是不遵循法治非要推行什么春秋决狱的以董仲舒为首的儒生？”
    第64章
    从法制史人的角度来说，普遍都认为春秋决狱算不上什么法治的进步，甚至说是退步也不算毫无依据。
    但是扪心自问，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，是事事都根据律法判决的官吏更得圣心，还是事事都根据皇帝的想法找依据判决的官吏更得圣心？
    这问题的答案几乎不需要犹豫。
    任何一个人，面对其他人拍马屁的话语和行为，面对一个时时刻刻想着怎么哄自己开心的人，虽然有人可能会觉得对方油腻了点，但是有几个人能全然拒绝呢？
    现代很多人觉得自己能够拒绝，是因为对方的段数不够，只要马屁拍的高级、哄人做的自然，总有能够击中你心房的，端看你能不能吸引到这种水平的人罢了。
    作为皇帝而言，当时整个王朝智商情商都高的人都抢着拍他马屁哄他开心，自然是不能拒绝这种人的存在。
    所以法治什么法治？能比得过揣度圣意？
    封建王朝这种体制，就注定了是实权皇帝的一言堂。
    而人类这种生物，不管平时多么理性，总归会受到感性因素影响。
    秦始皇认同法家的秦律，不还是没直接按照法律砍了赵高？
    李世民一代英主，对自己的孩子也很是纵容。
    更别说刘彻，实打实的双标，就没按照律法来过。
    从这方面来看，被董仲舒改革过的儒家为什么会成为后来的显学，也是因为抓准了皇帝们的心理。
    此时此刻，听到伍爱华的嘴炮，董仲舒再次轻轻地破了防，只是因为伍爱华已经来了太多次，董仲舒已经具有抗性，一般的话语对他已经没办法产生巨大伤害了，就算破了防，十万血量也不过是-1-1-1罢了。
    不过董仲舒的心态好，不代表所有的儒生心态都好。
    心态崩了的，已经有跑去哭昭陵的了。
    沉睡在昭陵的太宗：不是，这关朕什么事啊？朕怎么为你们做主？！
    相比之下，元朝大部分官员都很淡定——因为他们都是蒙古人。
    什么？你说汉人书生崩溃了很多？那关我们蒙古人什么事呢？
    我们蒙古人信的是小乘佛教，又不是儒教。
    啊？你说你们是学派不是教派？可是你们儒家干的事情和人家宗教也没什么区别啊？
    别欺负我们蒙古人没有见识！我们都知道，中原三大宗教：儒道释。
    一般中原人，这三个当中总会至少信那么一两个，你们儒家香火那么旺盛，怎么就不算是宗教了呢？
    不得不说，元朝虽然开了科举，但是蒙古人欣赏的还是实用主义，所谓“质朴少文”，和唐宋重视文采是截然不同，所以虽然反直觉，但是事实上蒙古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并不少。
    毕竟说到底，诸子百家思想基本都是当时人们对于治理国家的一次探索。
    但是研究的透彻，也就意味着蒙古人也懂得儒家的套路，用但不信就是元朝高层的现状，所以伍爱华开骂儒生的时候，元朝官员丝毫不觉得有什么：我又不是儒生，什么？你问我考科举的时候读的是不是儒家经典？（蒙古人也考科举，和汉人南人分左右榜）只是用了点他们的学问罢了，怎么能算是呢？
    比起看得开的元朝人，明清两朝是真的骂声一片。
    甚至清朝骂得更厉害一些。
    明朝是比较两极分化的，思维固化的，那是一个个老道学，把孔孟之道高高捧起，容不得人说他们一句不对。
    思维开放的，则是根本不觉得孔孟和程朱思想算什么好东西，嘴上承认人家是先贤，实际行为中根本不鸟这些思想。